书坊｜《故宫掌门人》：重返“文明守护”的故宫现场

文｜王新

故宫博物院即将建院百年。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章宏伟编著的《故宫掌门人：1925—1949》，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聚焦1925—1949年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从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写起，到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再以李煜瀛、庄蕴宽、赵尔巽、江瀚、王士珍、易培基、马衡等历任博物院“掌门人”为线索，讲述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故宫博物院的发展及其经历的风雨。

《故宫掌门人：1925—1949》

章宏伟 著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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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文明的物质载体

历经六个多世纪风雨的北京故宫，至今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雄伟壮丽，气势恢宏，格局严整。故宫占地72万平方米，有房屋8000余间，历史上曾作为明清皇家宫城的核心区域，是中国明清官式木结构建筑的最高典范，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1987年，它以“中国古代皇宫的唯一完整实例以及它的世界遗产价值”，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章宏伟认为，故宫最耐人寻味之处，不仅在于古建筑群本身，更在于它早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故宫的古建筑、文物藏品、历史遗存以及在此出现过的人和事，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在故宫，人们能够感受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

故宫的城池与建筑堪称一件体量最大的藏品。当人们走进故宫，该如何看懂这件特殊的藏品呢？自明成祖朱棣肇建以来，这座城池经受了多次雷击、火灾等灾难的侵害，也见证了沧桑巨变，至今岿然不动。这不仅震撼了人们的内心，也促使人们对紫禁城的营建进行深入的思考。章宏伟认为，尽管故宫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几乎包含了宫、殿、楼、阁、堂、亭、台、轩、斋、馆、门、廊等全部中国古代官式建筑类型与相关营造技艺，人们却能从中看到一种一以贯之的建筑设计理念：以严谨的布局、严格的建筑等级，合乎儒家礼数。总体布局以尊礼为尚，单体建筑也同样受到“礼”的制约与影响。

从物质层面看，故宫只是一座古建筑群，但它不是一般的古建筑，而是皇宫。中国历来讲究器以载道，故宫及其皇家收藏凝聚了传统的，特别是辉煌时期的中国文化，是几千年来中国器用典章、国家制度、科学技术以及学术、艺术等积累而来的结晶，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就像金字塔之于古埃及、雅典卫城神庙之于古希腊一样。

如今，故宫不只是中国最大的文化艺术博物馆，而且是世界上极少数同时具备艺术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宫廷博物馆等功用及特色，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址保护”“原状陈列”基本原则的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是一座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宝库。

如今，1863404件(套)可移动文物由故宫博物院珍藏着。其难得之处，不仅在于数量庞大，更在于品质之高，其中属于国家珍贵文物的数量超过82%，占全国珍贵文物总量的四成以上。章宏伟指出，这些文物藏品绝大部分是清宫遗存，它们历史序列整齐，特别是其中的许多艺术珍品，都是流传有序的传世文物，见证着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蕴藏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艺术生活的多种内涵及其丰富史料，可谓我国五千年文明的物质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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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院成立曲折艰辛

辛亥革命后，清宫是逊帝溥仪的住所，他在此居住生活了13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宫博物院，故宫化私为公，成为全社会的共有财产，由此开启了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新肇端，这也是《故宫掌门人》的叙述起点。

通常以为，驱逐逊帝溥仪出宫成立故宫博物院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事实却充满曲折和艰辛，需要做大量的工作。1925年9月29日，李煜瀛召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筹备会起草的《故宫博物院临时组织大纲》及《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会章程》《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章程》。决定以溥仪原居住的清宫内廷为院址，以断绝溥仪复宫的可能，保护国宝安全。考虑从清宫接受的公产多为古物和图书，而世界各大博物馆也大多藏有古物及图书文献，因此，规定博物院设“古物”“图书”两馆，采取董事会监督制和理事会管理制，并对董事会、理事会的职权与义务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活故宫”是李煜瀛建设故宫博物院的理念，这与其留法时期曾接受法国各类博物馆等文化设施的熏陶有关，这是一个非常超前且有长远建设者意识的理念。就此，章宏伟指出：“李煜瀛不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人之一，而且为故宫博物院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以往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史的论著，都强调故宫博物院成立的非政府性。确实，现在还没有发现足以证明是北洋政府成立故宫博物院的相关档案文献，但章宏伟倾向于认为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政府行为。在他看来，善后会就是政府成立的，虽然不占编制，但是由政府任命、经内阁商定而成，且政府负责相关经费，自然属于政府行为。同时，善后会照章行事，还得到了政府的积极支持与配合。段祺瑞执政府国务会议不仅批准了善后会继续存在、点查清宫物品，而且成立故宫博物院实际上也应该是在段祺瑞的批准和支持下实现的。不然，就不会有执政府会同清室善后委员会拟订了开幕典礼主席团名单。

在故宫博物院开院前夕，京津各大报登出了“故宫博物院开幕广告”。开院之日，李煜瀛手书的“故宫博物院”匾额高悬在神武门上方，顺贞门内竖起了大幅《全宫略图》。请柬发出了3500份，从临时执政段祺瑞，到军、政、警、法、工、商、学、新闻等各界，都在被邀之列。靠近北京的各省督办及名人，也都专柬邀请参加。黎元洪、冯玉祥、张作霖等不能亲自参加，都复了信、派了代表。市民见到报上消息，很多也赶来参加，一时间故宫内竟然万头攒动，拥挤到不能转侧、丹陛上几无空隙的地步。

1925年10月10日14时，故宫博物院开幕典礼在乾清宫前隆重举行，庄严宣告故宫博物院成立。北京各方市民纷纷涌到故宫，除观看开院大典外，更欲一睹数百年来壁垒森严的皇家禁地及神秘藏宝。《故宫掌门人》认为，紫禁城由皇宫转向博物院，所代表的是一种由国家权力所认可的主体记忆，既是去除帝制合法性的途径，也能够借此向民众渗透破除帝王权威、扫除旧有势力的观念，从而严厉地摧毁皇家权威和尊严。它展现的虽是“文化遗产”，打造的却是政权合法性，强烈地传输了“革命”的意识形态，并将“共和”与“革命”画上了等号。同时塑造了现代文明的一个样板，开辟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新纪元，在当时的社会及现代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效应，产生了诸多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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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宝漂泊十年的奇迹

马衡是该书重点着墨之人。马衡在1933年7月15日被委任代理院长职务，1934年10月任院长。马衡任上做了大量工作，包括人事改革、建章立制、文物点验、修建故宫博物院南京文物保存库、参展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故宫文物西迁、存蜀古物返还南京、接受古物陈列所与故宫复原、拒不赴台与保护故宫文物等诸多重要事件。其中，故宫文物西迁格外值得关注。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南京情势日趋危急。刚刚转迁到南京库房的故宫文物，分三路向后方疏散，开始长达10年的漂泊。

西迁文物历经万里关山，多次险遭灭顶之灾。由重庆运出的9000多箱文物，寄存宜宾，分批往乐山运的时候，上游乐山及下游泸县皆受到敌机狂轰滥炸，独有处于中间地带的宜宾幸免。长沙湖南大学图书馆，自文物搬出后不到4个月即被炸毁。重庆的几个仓库，在文物搬出不到一个月，空房也被炸了。存在南郑文庙的文物运出才12天，文庙在一天里就落了七个炸弹，又炸的是空房。文物搬迁途中发生多次翻车事件，所幸都是有惊无险，文物未有损失。“像这一类的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抗战时期，故宫博物院原有的机构、体制不复存在，一切改成战时临时体制。故宫博物院总办事处设在重庆，院长马衡驻重庆负总责。存放文物的安顺、乐山、峨眉三处分别设立办事处，由向后方疏散时指定的各路负责人任各处主任。1944年12月，安顺办事处所管文物运到四川巴县境内储存，同时设立故宫博物院巴县办事处，撤销安顺办事处。

文物有了安身之所，故宫博物院的职工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妥善保管这些文物。马衡时刻注意，以求万无一失。他在1944年向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报告当时的工作状况说：“本院战时业务首在保持文物之完整，举凡库防戒备、庋藏保管、翻检整理诸端，经逐年规划，时加改善，已臻周密，无虞疏失。对于工作之进度，尤无时不在讲求效绩。”

虽然条件异常艰苦，但为了确保文物安全，西迁期间的存藏都有一定的工作程序，坚持遵循有关规则制度。为使工作有所遵循，故宫博物院于1939年岁暮公布各项章则，如本院附属办事处办事细则、库房管理暂行规则、开箱工作暂行办法、库房警卫暂行规则、接受委托保管及寄存公私文物暂行办法、库房招待参观暂行规则等，又于1940年4月制定南迁文物点收清册记载订误暂行办法。严格的制度，细致的管理，确保了文物管理未出差错，马衡在后来的讲演中曾专门予以说明，详细到对竹木建筑、老鼠、白蚁等都有具体应对方案。“正由于有了如此严密的制度、严谨的作风以及严格执行，才保证了以故宫为主西迁文物的安全，也不断强化着故宫人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

正如章宏伟所言，介绍这些掌门人的生平行事，既是对他们的一种纪念，也是对故宫博物院历史的一种尊重。由此，我们可以更深切地感受到，要保护好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故宫，实有诸多不易，并对这些文明守护者生出由衷的敬意。